陈力丹，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这是作者为2025年5月10日举办的“第五届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等单位主办）准备的主题发言文稿的第二部分。原文详见“新闻爱好者”公众号5月19日推文《新闻传播学面临的学科危机与应对》。
如今，新闻传播学怎么啦？
2023年5月15日，有位家长称孩子理科考了590分，对新闻学感兴趣，问能否报。网红张雪峰回答：“如果我是家长的话，这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会把他打晕。”“全国本科目录中，闭着眼睛摸一个，都比新闻学好”。大家都在埋怨这个人，似乎是他造成了2024年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招生的困境。其实没有张某人也会有李某、王某，只要轻轻推一下，新闻传播学就可能跌到坑里。这是我们自身造成的危机。既然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就不要怪张某人说了什么，而要检讨一下是什么造成了本学科目前的困境。
现在的新闻传播已渗透到生活几乎所有方面，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外部的感知，改变着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但看一看本学科这些年发表的论文内容，外国的、玄虚的、赶营销时髦的成分太多，却不去回应现实中国新闻传播亟待解答的问题，我们的教学也有脱离现实传播情境的问题。
当新闻传播学的会议、文章热衷于媒介考古时，社会已经泛媒介化。什么都是介质之时，区分是否介质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社交网络的普及，媒介只剩下分发渠道和内容能力。推荐算法的普及，又夺走了媒介的分发渠道。原来的媒介已经是过去时，只是制度方面未动，还使用原有的称谓而已。
2015年我就建议学生读一读《从莎草纸到互联网》这本书，不在于这本书有多学术，而在于它转变了看问题的视角：“过去讲的新闻史，实际上是印刷术以来的媒介史，现在需要调整思路，考察人际传播史。研究不要以媒介形态为中心，跟着媒介形态走，永远走不出去的。”①现在本学科需要从以媒介为中心向以内容和技术驱动转变。本学科的理论，要侧重“作为人的存在的传播与交往，包括交往与人的本性，传播、交往与人的主体性，传播、交往与人的日常存在”，要侧重“作为关系的交往和传播，比如传播手段变迁与社会关系的呈现，人们的生存空间与传播”。
我们需要对本学科有全新的认识，它必须关注现实，必须研究算法如何干预注意力的分配，研究受众在多模态的信息中如何形成一种信仰。也必须关心生成式AI怎么制造叙事泡沫，研究平台制度怎么去界定意义的边界。现在的新闻，只是众多内容形态之一，传播只是认知分发的最底层操作。内容能力涉及的场域、平台、产品、AI模型、政策系统等，都应该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
学术研究是个性化的，为防止学术资源一窝蜂地拥到一个概念、一个领域，本学科的学术共同体要对研究选题的分布有所调控。
我们应该有能力发现和回答涉及新闻传播的各方面问题，但现实并不如愿。
2020年4月9日，《南风窗》发布新闻《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这篇文章点燃了公众情绪。总裁父亲鲍某成为了“板上钉钉”的坏人，“养女”韩某成为受害者。当时正巧一位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问我现在能写点什么，我顺手把文章转给她，请她马上组织人就此写一篇新闻职业规范方面的文章。她问了一圈手下的老师，无人应承。结果20天后，即5月10日，红嘴乌鸦的分析文章《“弱者”的谎言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溃败——评〈南风窗〉与〈财新〉对鲍某涉嫌性侵案的报道》出来了。9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通告：鲍某不构成性侵犯罪，未发现鲍某对“养女”韩某进行言语洗脑、人身限制。韩某与鲍某发生关系时已经成年；两人不存在收养关系。事实证明了前者的报道违反新闻职业规范，是错误的。
看看本学科已经发表的文章内容，我们是不是太脱离实际了？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同志关于新闻工作者的素养，提出了四条要求：思想政治素质、大局意识、判断能力、业务水平。建议我们的研究选题，要瞄着这样的方向去努力。
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应该面向现实，面向需要解答的问题。例如“上观新闻”2025年4月22日发出的新闻《三人两个月炮制30万垃圾信息，AI造谣绝不能“零成本”》，我们研究AI的作者们，是不是可以马上去研究一下呢？
2025年5月2日发表的署名“镇长”的报道《一只十几元的烤鸭，是美国无法翻越的高山》，这篇文章读来令我感叹，现在有几个新闻工作者能写出这样出色的新闻？作者谈的虽是一只中国烤鸭的价格，却涉及颇为宏观的国家产业链的重大问题。作者是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如何做的采访，新闻传播研究者不该研究一下吗？
眼下能做的选题其实很多，问题在于研究者们泡在一堆外国人名以及他们的词句和所谓理论里出不来了，又不大懂新闻实务，不会分析现实传播中的很多具体问题，不能对新出现的各种传播现象给予理论上的解惑。不管在小圈子是否被视为大佬，如果不能在社会层面回应人家的解答期待，本学科被忽略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为《新闻传播学面临的学科危机与应对》的第二部分）
转载自：“长江朱建华”公众号